对这部作品进行评价是一件困难的事。这不仅仅由于它是一部由中国作者用英文写就的关于中国——确切说是关于中国的政治事件——然而在美国出版的小说。之所以用“中国作者”这样的词，是因为李翊云不但在中国出生和成长，也在那里完成了大学教育，直到1996年才离开，这使她和在海外成长起来的华裔作家有根本的不同。而1996这个时间坐标也清楚地对她在中国所生活的年代进行了断代，又把她和闽安琪，张戎等亲历过文革并“逃离”了社会主义中国，然后沉湎于对中国的“控诉”并以写作和演讲为生的人群区别开来。如果说像李翊云和哈金，裘小龙这样来自中国而在美国用英文写作的作家可以被同等看待，我相信也会有不同的声音。跟前两位相比，裘小龙更像一个流行文学的作者，读者去读他流畅而有悬念的故事就好了。李翊云和哈金的英文作品都毋庸置疑地是严肃文学，尽管它们分享着一些难以抹去的共性，两人的差异也还是存在着。

       说到这里我想起两年多以前在圣路易见过的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年轻华文女作家。在那个以海外华文文学为主题的座谈会上，当我被她的自大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盲目否定弄得很不舒服的时候，我向她提问她在写作过程中是否从鲁迅或者老舍等人那里领受过某些影响。而这位我此前从没听闻其名的作家居然很不屑地说她从来没有读过鲁迅，而且是有意为之，因为她要建立所谓“马华文学”自己的声音。这个回答除了她可怜的自尊心和脆弱的身份意识之外什么也说明不了，虽然没有再追问下去，我打心里看不起她。事实上我想指出的是，在这个话题下，谈论鲁迅等人对个人的影响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如果没有他们，我很怀疑这位女作家会不会说现代中文和用白话写作。李翊云的写作显然无法被归进这类所谓的 sino-phone literature，她从写作之初用的就是英文。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她的写作技能是到美国以后习得的。据我在网上读到的资料说，李翊云在来美国念生物学的研究生以前，不但没用中文写过任何文艺作品，甚至连英文阅读也只局限为报纸。让人吃惊的是，不论是她三年前出版的短篇集“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还是这部长篇，都充满简洁优美而又极其标准的书面英文。对其英文写作能力的惊异是第二个让我觉得对她难以评价的原因。李翊云的个案似乎证明了写作——至少某种类型的写作——是可以被教会的，可以算作是美国大大小小的作家班和写作班的一个果实。

       我认为这样一个本来离文学世界很远的人克服语言和技术的双重障碍开始写作的冲动应该是对生活的感悟和无法克制的表达欲，这样的东西应该能穿透纸背抵达读者。让人失望的是，在已经出版的两部书中，除了优雅的语言和无懈可击的完美故事结构这些可以通过反复的学习和锤炼获得的东西，我没有看到更多的闪光点。这不是说作者对人物心理的挖掘不够深入，其实在大多数篇章里，人物的心理活动都被描写得极其细腻，但是作为一个经验读者，我总认为还有遥远的尚未到达的地方。我不知道美国的作家班教写作的范本是什么，以我有限的阅读我只能想到海明威，麦卡勒斯和塞林格，而这几位作家都是于无声处有惊雷，恰好是李翊云的反面。或者说，李翊云的作品总让我联想起好莱坞的某些电影，那类电影的一大特色就是寓说教于娱乐，看完以后观众会觉得得到了某种道德说教或者人生哲理，但我不是美国人，我看完了这种电影就很郁闷，觉得所谓的道理说得很骑墙很别扭，让人看了一点也不舒服，本来的娱乐价值也变得索然无味了。读李翊云的作品有点像看这样一部电影，读者被领入主人公们的内心世界，或沉痛或悲悯一番，出来以后醒过味儿来，觉得也不过如此，甚至有点做作，尤其当作者笔下的世界与她自己的生活世界的距离显得过于遥远时。

       李翊云的短篇们我已经想不起来太多具体的东西，而且手边也没有书。正好刚看完“The Vagrants ”, 书还没还给图书馆。在读这本书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标题“漂泊者”又容易让人想起流俗的diaspora一类的词汇，带有浓厚的政治暗示，并不讨我喜欢。果然，故事是关于文革的。一个叫顾珊的红卫兵小将在文革开始两年后对文革产生了疑问，表达在给自己男朋友的信中却遭到了男朋友的揭发。顾珊因而入狱十年，经过两次审判之后在1979年三月的春分这一天被执行枪决，枪决前其实已经被活体取肾，用于省城某高官的器官移植。这些只是小说的背景，小说虽然围绕这一事件展开，但从没直接描写过顾珊本人。故事开始的时候是顾珊被枪决的这一天的清晨。而小说的人物则是多多少少跟顾珊事件牵连在一起的一些普通人，这其中有顾珊的父母，捡破烂的老华夫妻，文革中被顾珊踢到怀孕的母亲而导致残疾的小姑娘妮妮一家人，同情顾珊的电台播音员凯及其作为市政府官员的婆家，游手好闲的志愿兵烈士后代陆八十，新近离开乡下到城里和父母团聚的小学生童，患有肺结核的知识青年家林，等等。小说的第一部分讲述顾珊被枪决的当天，第二部分是第二天，第三部分则是这一年的清明节到五一之间发生的事情。整个故事的结构让我想起一部在1999年曾经引起轰动的美国电影“Magnolia”，只不过电影只讲述了二十四小时之内的故事。在叙述从一个人物跳到另外一个人物时——尤其是第一部分的结束处——李翊云的语言像极了镜头语言，而叙事口吻则非常类似于电视剧“Desperate Housewives”中一出场就已经死去的叙事人Mary Ann Young。

         当顾珊被杀之后，以家林和凯为首的同情顾珊的人们组织起来在清明这一天到小城的广场上举行了一场倡议为其平反的活动。这一事件与北京“民主墙”的被利用和被镇压相重合，当“民主墙”终于被定义为反革命行为，参与为顾珊平反的人们也遭到了被逮捕甚至被枪决的下场。故事发生的东北小城叫Muddy River，我觉得这可能指的是漠河，但漠河似乎更应该是Desert River , 所以也有可能是作者自己捏造的一个地点。

       这个故事在阅读过程中给了我很多期待，可是读完以后，我感到我最初的期待有点高了。故事描写得有强大的真实感（但我其实很怀疑在1979年春天的中国某偏远小城还会发生由于为错杀的文革犯人平反而遭到逮捕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结局是打破我的阅读期待的事实之一）也很流畅，问题出在人物身上。他们不像是一从作家笔下诞生就有了独立个性的角色，反而像被灌注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而显得过于“理想化”的木偶。比如说，顾珊的父亲顾老师为什么恰好就是一个常常思考人生哲学的知识分子，而她的母亲为什么又正好是一个参加过扫盲班的旧社会地主的小妾呢？一直想窥探女人身体奥秘的陆八十为什么最后就阴差阳错以猥亵幼女罪而入狱？类似的例子很多，总之，每个人物好像一出场就背负着作家给赋予好的“政治任务”，而整本小说都是作家脑海中的一场盛大演出。作家对人物的操纵无可厚非，我的不满集中于人物的过于完美和故事的过于流畅。在这个故事内部，有一个精致的可以自圆其说的结构，或者说逻辑，可是当我们把它放在更广阔的历史中去看待，就会觉得这个由所谓的普通人构成的故事还是太圆滑了（这个评价也适用于李翊云的短篇小说）。每个角色的结局都滑向某种不明的心理期待，走到了他们“应该去的位置”。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心理期待是西方读者的，是一种stereotype，比如被我一再诟病的平反事件的大结局。除了身不由己被卷入顾珊事件的老华夫妇——他们后来又离开了小城继续过流浪的生活了——我看不出来还有哪个人物可以被称为“漂泊者”，因此我不知道——或者说懒得去知道——作者想用这样的标题暗示什么。

       李翊云没有选择北京，上海，成都，武汉，甚至广州这样的有代表性的我们一谈论文革就会涉及的地点，却把故事设计在一个东北小城，这或许是她“藏拙”的一种妥协，毕竟我们这样的读者也很难知道在小城镇里究竟能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李翊云在写作之初是否做过访谈之类的准备工作，从李翊云的年龄来看，她不可能亲历过文革，我觉得那个小学生童倒是跟1979年的作者年龄相仿，但是那个农村男孩儿的视角不可能是作者的。那她为什么要把第一部长篇作品投入到一件不熟悉的事情中去呢？我从来不反感关于文革的作品，相反，我似乎看过太多；我也没有特别不喜欢海外中国作家的跟政治相关的虚构作品，比如哈金的“The Crazed”，还是很值得一读。但是在李翊云这部小说的具体语境中，通过我上面的分析，我不得不怀疑她所选择的题材是一种迎合。这样的作品在西方一直有一个尴尬的处境，它作为用英文写就的关于中国政治事件的作品，一方面能满足西方读者的阅读和心理需要，另一方面，它真正的读者——能和作家发生共鸣的读者——却应该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在这里，作品和它的对象之间发生了错位。这种错位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作者和她的写作源泉之间的断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有趣而危险的现象：在李翊云的写作中，她不但在从她的中国经验中汲取养分，也同时制造着越来越不可弥合的断裂。

       在结束这篇文章之前，我想补充指出的是，没有了Chineseness，李翊云的这种写作就会完全失效。而这种非常marketable的中国性放在中国就会变成什么也不是。我想李翊云本人应该也清楚这一点，要不然她为什么拒绝自己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呢？

         Something is wrong...

        大约两个月以前，我独自一人的时候，第四次看了Mulholland Drive这部电影。有些电影适合一人独看，不能跟人分享，比如这部。片中白天和夜晚交错的场面、美梦和噩梦的纠缠都让我喜欢和留恋。美梦中的Betty刚乘飞机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小地方Deep River来到梦工厂的LA，Naomi Watts富有磁性的嗓音不停地发出"Waoh"的赞叹声，出租车开过洛杉矶长满棕榈树的林荫大道，仿佛有一个美好的演艺前途已经在Betty的眼前铺开，这真是一场不愿意醒来的美梦，然而同时，沉郁的背景音乐却在提示我们：something is wrong.

      "Somethin' is wrong" 就是弥漫在片子中的整体氛围。美梦终于要不可避免地滑向噩梦，而噩梦则全部由美梦的要素构成。同样的面孔、人物、场景，既来自片中人物的现实生活，又来自虚构。当影片临近结尾，现实生活中事业和同性爱双重失败的演员Diane Selwyn亲临曾经的亲密伙伴Camilla Rhode的订婚晚宴，一切在此后的梦中出现的人物都在此时登场，由于屈辱和愤怒而丧失清醒的Diane难以被说清是否已进入了某种梦境。

      无论美梦还是噩梦都充满时间的紧迫感。美梦中的Betty在面试后被带到年轻导演的片场，为新片试演员的导演却在Connie Stevens甜美的歌曲"Sixteen Reasons"中被Betty吸引了目光。（据我观察，David Lynch一向喜欢五十年代的流行音乐，那些从午后的收音机里传出的被带有时代烙印的嗓音所唱出的时代之音，它们常常弥漫在家庭妇女们烤着蛋糕的厨房中，那里当然有母亲的温暖身影，有在母亲身侧玩耍的儿童。这又让我联想起另一部电影The Hours, 另外一部以时间为潜在主题的片子。）就在导演对Betty一见钟情的时刻，Betty却想起要赴与自己的神秘朋友Rita的一个约会。时间袭来的时候，总好像某些东西出错了，会紧张，会焦虑。深夜的午夜剧场是时间的一次表演，西班牙语的演唱尽管隔膜，也打动了相拥而坐的Betty和Rita。直到唱歌的女子由于力竭而倒下——歌唱声仍然存在——她们才发现这场表演只不过是一场时间的魔术。于是她们回到家里，去发现魔术的源头——那把神秘的蓝钥匙。后者最终将美梦引向噩梦，而噩梦则是Diane不断逃避的现实。时间是不可避免的存在，它给Diane提供了躲避最终结果的可能。做梦之前她已经买凶去刺杀Camilla，她自己却在回到住处以后藏进了梦中，并在梦里修改着一切情节。

      然而梦也逃脱不了时间的追捕。Diane梦中的男导演在躲避着制片公司的“追杀令”，梦中Rita的出现则是时间的一次脱轨。现实生活中的人和物改换身份后在梦中出现，它们都是时间的捕手。有些东西出错了，所以美梦无法完成。出错的究竟是什么呢？时间的加速度被赋予之后，"Something is wrong"可以解释一切现代经验。它是进入梦境和离开梦境的双重钥匙。整部电影，或者说David Lynch的大部分影片，都是时间的游戏，并且进入梦和离开梦全部可以被反向解读，而something's wrong的感觉产生的时刻，大都是离开梦境进入现实。在《薇洛妮卡的双重生活》中，波兰的薇洛妮卡在某次过于投入的高音演唱测试后，感到了心跳和呼吸的困难。她逃跑般地来到街上，坐进了街边的长椅。那样的时刻是肉体被灵魂甩开的瞬间，当肉体的沉重不能配合上灵魂轻盈向上的力量、当灵魂在教堂音乐的洗礼中已经到达了肉体不可企及的高度，肉体的痛苦就成为了必然。就在那时，街边走来的男暴露狂对着薇洛妮卡敞开风衣、露出性器。这一过于世俗或者说生活化的物体一下子把她从高处拉回现实，所以她的胸口不适立时消失了。也许对观众来说，这个场面是“不知什么东西出错了”所带来的，但对于薇洛妮卡，这是从崇高回到现实的一条捷径。

      时间就是一种向下的力量，它和人类追求的“崇高”或者“美好”往往相反。波兰的薇洛妮卡死于一场过于高音的演唱，也即死于一次灵魂和肉体的分离。法国的薇洛妮卡承受不了神秘的木偶艺人“诡异的”有关跳芭蕾舞的女孩的故事的表演，因为那也是一次灵魂弃肉体而去的表现，它过于沉痛和优美。肉体被时间的存在牢牢拖住了，跟不上灵魂的脚步。在欧洲浪漫派的作品中，所有的主角都那么年轻，但是他们都死去了，对他们而言，只有死、只有对时间的弃绝才能成全他们——事实上是人类——内心所向往的纯真和浪漫（不要否认，每个人都是无可救药的浪漫派，虽然大多数人都羞于承认；时间的指针在我们身上被第一次拨动的同时，我们就有了抗争的本能）。

      时间开启了现代之门，它是人类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而给自己戴上的一个枷锁，它久久盘旋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像一个幽灵。我们当然能感觉到这个幽灵的存在，因为，something is wrong的感觉常常来拜访我们。在Mulholland Drive结尾处，镜头从俯视洛杉矶夜景的角度缓缓上升，Diane和Camilla相拥的喜悦面影虚着出现在夜空的背景中，洛杉矶夜晚璀璨的灯火照亮了夜空，然而摄影镜头躲在一座没有灯光的小山包上，沉默的镜头带来something's wrong的暗示。这里面当然有导演对好莱坞明星制度的批判，有他对作为影城的洛杉矶的复杂情感，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场景已经脱离了Diane的梦境（Diane那时已经自杀身亡），却仍然像一个梦。它既是Diane梦境的无言结局，也许也是另一个梦的开始。被时间压迫着、追捕着，我们能感觉到something is wrong，在这样的感受中，无数的梦在做着，无数的醉生梦死，都没法醒来。

       最近虽然电影和电视剧都看了很多，但不是怎么想写博客。如果非要写出来，那只能是上面这部电影。虽然New York Times给出的评价很低，但它一定会是一部在电影史上独树一帜的电影。它的特别之处主要体现在它是一部美国班底制作的西班牙语电影，并且以切格瓦拉及其同伴们的视角再现了古巴革命和玻利维亚游击战争——美国电影人的这种强大叙事能力让我吃惊。另外几点让这部电影显得特殊的是，摄制团队分别在西班牙和墨西哥拍摄了片子的上下两部，每部的拍摄时间都只有二十九天，使用的摄像机是New One公司当时的最新机型——没有经过试用，还有，导演索德伯格在这部涉及战争场面的片子上总共只使用了五千万美元。片子的上部叫《阿根廷》，表现的是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兄弟一起领导的古巴革命，第二部叫《游击战》，内容是切格瓦拉在刚果革命失败后回到拉丁美洲领导玻利维亚共产党进行游击战争直至失败而被抓获处死。这两部片子目前只在美国的二十多个城市的某些影院放映，我所看的场次是IFC进行的为期一周的特别放映，叫作roadshow，把两部连在一起（中间休息二十分钟），没有任何片头和字幕，总长度为256分钟。现在这片子还在映，但是已经分成两部电影了，要分别买票。

        扮演格瓦拉的Benicio Del Toro是墨西哥演员，他也是这个片子的制片人之一。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已经在去年十月的Film Comment杂志上读到了关于它的介绍，但我不能想像出这样一部跟英雄人物、跟战争有关的片子会由什么样的场面串连而成。因此，在观看过程中，我始终不知道一个个事件最终要引向何处。影片并没刻意将格瓦拉塑造成英勇无畏的高大全，相反，花了很多镜头在他周围的人身上。除了不可避免的游击战外，片中的事件主要由人物的交谈构成，格瓦拉在片中看书思考、打仗、组织队伍学习文化、清理不安定的分子。我不知道片中的很多小幽默跟格瓦拉和他的时代到底有没有关系，但它们肯定是好莱坞的摄制团队在片中留下的烙印。影片第一部平行叙述了格瓦拉六十年代初在纽约接受采访和在联合国发表讲话以及他五十年代末在古巴进行的革命。极少数的特写镜头只在纽约叙事段中出现，对准的是格瓦拉抽雪茄的动作。第二部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一种悲壮感，格瓦拉的部队人数一直在减少，老百姓也从不支援他们。当那个死亡的结局不可避免地来临时，格瓦拉的尸体被拍照，然后被架上了小型直升机。上了天的直升机飞过玻利维亚的广阔土地，与此同时，低沉的西班牙女声唱起动人的歌曲，这里面是整个电影制作团队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的深切同情，而影片结束后放映厅内的持续沉默，表达着的是观众对格瓦拉和对这部电影的敬意。

1.其实我一直在与时间作斗争。时间是一切精神症状的起源，时间是虚空和恐惧，时间是我们一直拒绝面对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徒劳地努力解决着的根本问题。时间在哪儿？时间的具象是什么？时间等于自我意识的起点吗？映照在地上的黑影是时间，如影随形的偏头痛是时间的外衣，音乐是它的节奏；凝望世界的眼睛因时间而获得了存在的必要。午后醒来的时刻，时间的流动带来反复的眩晕，一次重复上一次，今天内部隐藏着与它孪生的昨天——时间在呼吸中流走，就像我们看见水在马桶中被带走，但时间是无形无味无色的。梦中的杀手在分解尸体的同时露出纯真的笑容，然后整个故事重演一遍；梦是时间的反复造访吗？说过的话语沾染了时间的尘埃，时间在各个角落出没，然而它们并不能重合。

2.繁忙是空虚的同义词，一旦停下来，就会被恐惧感所包围。一切都不能停止：灯光，列车，海洋，数字，眩晕，进食，走动，声音……在时间的深渊中，不停歇的劳作是唯一的光亮。我们无法面对时间，我们工作、饮食、娱乐、睡觉，我们不会也不敢留出时间以面对时间——时间是一个不能够被回望的起点。面对时间是站在悬崖边的同义词，一旦面对它，我们就失去了所有让我们得以生存的符号。我们不停地行走，寻找一切能够带我们逃离时间的事物。时间预示了我们的本源，它来自我们所来自的地方。

3.时间是不对称的图形，无法被归类，是不对偶的乐章，我们不能随意延续，时间是全部不稳定性的总和。时间是风中的利刃，割呀割，人在它面前是赤裸的、自卑的、无力的。它是一个黑洞，它的无形的手掌里含有关于我们本源的秘密——那不能为我们所堪破的起点。

4.于是我们收藏钟表、银器、邮票、书籍……对具体事物的欲求使得我们忘却了时间，事实上我们只是用一种时间代替了另外一种时间。我们把我们微小的心愿投射在钟表的小小外壳上，我们的小心愿隐藏在银器反射出的光亮中、在邮票的繁复图案里，我们自以为我们用对书籍的反复注视和摩挲代替了时间。我们所盼望拥有、所着迷的东西标志了我们的身份，我们徒劳地想在无形的时间里留下我们的印记，我们希求一个身份，以对抗那个强大无比却又无影无踪的敌人——时间。

5.时间不是客观的存在。时间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在一呼一吸间，在灵光闪现和消逝的时刻里。我们拥有数量巨大的时间，然而我们不幸的命运驱使我们寻找各种各样的事物来替代它在我们身上的存在，它是在身后不断追逐我们的魔鬼。我们用欲望装饰时间，我们消费和收藏，我们认为我们拥有“人类的理性”。时间是超越理性而存在的吗？

6.在21世纪，我们已经习惯于在网络上和商品进行温情脉脉的对视。每一件商品都得以展示它最美的样貌，这真是面纱后的摄人心魄的眼神。时间被拉长，我们不再讨厌等待，因为用于等待的时间不再是空白，它是被鲜花和彩带装饰过的可被享受的过程。等待结束之时，就是时间显形的时刻，于是虚空和恐惧再度造访；没关系，我们还可以为它创造下一个具象，可供选择/消费的事物太多了。我们的时间观被置换为一件又一件具体的商品，幸或不幸？我们不断逃避，我们的逃避为消费主义创造了土壤，我们逃避时间的理由和方式也是被创造出来的：资本主义开启了时间之门。

7.人能否反抗现代的时间观和时间感？人应该如何反抗？消除梦境，揭开鲜花和彩带下的本质，与时间作斗争。

        这部电影是我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的一个意外收获。 可惜拖了两个月也一直没补上这篇观影日记，现在连女主角的名字都忘了。看片以前我误以为这是一部关于中国革命的英文纪录片（我本来就是在一张列有此类电影的放映单上找到它的），结果看着看着才发现是一部澳大利亚故事片。看完了片子我才去网上搜索关于它的信息，但是少得可怜。那个导演似乎挺有名的，叫什么我现在也忘了，但是这片子的剧本是他写的。故事又讽刺又幽默又睿智——导演真的很有才。片子是从五十年代开始讲一个澳大利亚的女共产党员的故事，她狂热地崇拜斯大林，并给他写了很多信，后来被斯大林邀请去莫斯科，跟他共进晚餐。后来两人又稀里糊涂地发生了关系，她又失手杀死了斯大林。回到澳大利亚以后，她已经怀孕，为此她跟一个一直仰慕她的男党员结了婚，生下了一个儿子。儿子成年后因“宣传共产主义”而入狱，后来在监狱内外又发生了一系列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我就不一一叙述了。最终，这儿子成了澳大利亚的警察头目，蓄起了胡须，成为了“斯大林”。片子其实围绕“斯大林崇拜”展开，对斯大林本人和斯大林官僚主义都进行了很有意思的讽刺，除了这个儿子成年之后的情节有些落入“情节剧”的俗套以外，这部片子可以说很完美。我觉得这个导演一定深刻思考过，才能把这样的政治题材拍得既轻松又不流俗。扮演女主角的演员是Judy Davis，也是一个著名演员，澳大利亚“新浪潮”的女将。她演得非常好，用网络用语说，演得很有喜感。

      从我来到美国开始研究生生涯的时候，我就没再享受过阅读小说的乐趣。一方面是因为不得不进行的对举着“学术”大旗的垃圾书的阅读挤压了我读小说的时间，另一方面，即便有的课程要求阅读小说，往往也是不大对我兴趣的“可分析性”比“可读性”强的作品。印象中唯一让我体会到一点乐趣的一次小说阅读是刘恒的《黑的雪》，但那乐趣很快就被写论文的压力所遮蔽过去了。就连读李渔的短篇小说我都没能够从容地在那些奇情乐境中朗声大笑，而是时刻要想着如何从那本来就是为了挣钱维生而写的文本中挖掘出教授所欣赏的“意义”。 后来教了一门文学课，也无非是被人当作便于使用的劳动力来用，在工作的重压当中硬挤时间来看那些要教给学生的作品。在那几个月里，阅读小说没给我任何愉悦的体验，只给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在教课间歇的几个钟头里手捧一卷书从图书馆的沙发上醒来时困倦的感觉。

     今天中午，当我在周末午睡前的阅读中读到了格非小说里的这段话——上面引用的这段——的时候，我知道，我重新已经找回了那种自由无拘束的读小说的乐趣。其实那是一种很难言说的状态，你感到自己在一段方向未知的路上行走，那些沿途的惊喜和秘密都无法事先预知，却又都悄悄地藏在语言的丛林里，在一些平淡无奇的时刻将自己绽放给你看，于是那一个个时间坐标上的点都由于它们而辉煌地亮了起来，同时被照亮的还有时间的整个坐标轴。格非的话描述的是他的小说人物的一种比较隐秘的个人经验，我被这段话唤起的却是那些曾经被一些书中不期而遇的字句照亮的午后，它们的美好的确在我的记忆中变成了一种呆板的记忆，使原本的美好也失掉水分而风干了似的。然而在看到这段话的一刹那，那些时刻又带着它们原有的美好感觉回来了。而同时在震惊中让我感到自惭形秽的，是过去几年里时间坐标上的触目惊心的黯淡空白。

     从今年春天开始，我才陆续读到格非的作品。《人面桃花》我谈不上喜欢，但是一篇题为《相遇》的讲述20世纪初英国人在西藏的探险的短篇以它行文中的一种奇特的疏离感征服了我。在值得被读者认真对待的中国作家中，有这么两种人，一种是能用最普通的文字来描述切近的生活但又处处带出疏离感——比如格非，始终让人觉得在雾里看花，而读者的焦距是被作家控制着的，想让你看清的时候你才能看清；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可能为读者所熟悉的场景也被表现得像一幕幕悬在虚空中的戏剧。另一种作家是王安忆那样的，把对细节的追求发挥到极致，当你以为他要继续进行他的叙述的时候，他又退回一两步来铺陈一些描写，因此，辅以适当技巧之后，那些离读者的现实遥远的场景被不断拉近了，反而让人以为是一种普通的家长里短。这两种作家各有所长，我都能接受，但我更稍稍喜欢前者一点。说到我所不太能欣赏的《人面桃花》，格非在其中也把平实的语句都化作了腾云般的阅读体验——这是需要功力的。可我觉得它本不该是这样一本云山雾罩的作品，虽然格非显然查阅了大量史料来使小说尽量显得真实，我还是觉得他的写法不太对这个“革命女性”题材的路子。

      我对《欲望的旗帜》的喜欢在某种程度上要归结于我对热衷于哲思的昆德拉的热爱。在《欲望的旗帜》里，格非个人的哲学性思考也贯穿在字里行间。小说主人公们哲学系教授/学生的身份和作为故事主线的哲学年会又为这种思考提供了便利条件。与昆德拉往往选择一个主题进行间断地反复论述不同，这本小说中，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没落、情感的苍白、交流的困顿等现代哲学命题都作为线索出现在小说里，形成一张网，笼罩了人物们的生活。小说也没有一个明显的主人公，叙述角度不断在曾山、宋子衿、张末等几个主要人物之间转换着。在小说中段，有一个大的叙事段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连续的叙事在相似场景的转换中把主人公从一个变成另外一个，却变得不留痕迹。作为一个经验读者，读懂这样的段落并不太费力气，但是仍然需要在阅读中偶尔停顿下来以梳理一些线索。这似乎是流行文化的一个大忌，也作为一个反证证明了格非是需要读者认真对待的作家。

     读到上面引用的段落时，故事已经进行到了173页（一共250页），小说的后半部。虽然故事发生在九十年代初的大学校园，一个我自十八岁起就基本再未离开的地方，这个故事还是时时让我感到陌生。格非固然对学院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讽刺，但是我的陌生感来自于被他扩大到更广泛的人群里的人性的基本问题。读到与虚空搏斗的故事，对照自己的虚空，感到的不是熟悉而是被他人的虚空映照出来的一种陌生。学院是知识和商业进行“交媾”的最佳场所，我猜测这是他把他的故事放在一所大学里的原因；如果说他对社会有所批判，那么他的批判是有浓厚知识分子气和寓言气息的。我上初中的时候曾经在报纸上读到这本书出版的消息，然而直到多年以后的最近，我才在纽约的公共图书馆里与它相逢，正好是一个虚空的人，遇到了一本关于虚空的书。这是一次奇妙的相遇。

      上网的时候几乎在每个论坛都能看到关于“街拍”的帖子。这些街拍99%都是关于大牌明星（很多其实也并不大牌，而是所谓的时尚潮人）和模特是如何穿着或华贵耀眼或波西米亚的行头在街头出现的照片。这样的内容每每都是观者甚众，一有街拍帖子，必然会引起我国众上网女青年的热烈讨论，另外也总有些人冒充时尚界人士来贩卖一些类似于“Miu Miu是Miuccia Prada的小名儿、”“Bernard Arnault九十年代中期收购Gucci没有成功”之类的陈年八卦。我当然也不能免俗。尽管我知道娱乐业和时尚业早已将明星变成商品，知道被众人追捧的所谓奢侈品牌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商品没有任何不同、并且不是我应该追求的东西，可是看到类似的标题，还是忍不住要点进去看看（实在是浪费生命）。为了终结我自己难以自制的obsession状态（以挽救一个伪小左的向往精神自由的心灵），我读了美国时尚专栏作家Dana Thomas的书，就是上面贴的这一本。看标题就知道这本书对奢侈品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是作者本人毕竟以时尚业维生，她的批判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资料性的细节，却难以切中资本主义的内部要害。因此我认为她的书虽然比"The Devil Wears Prada"和"Sex and the City"之类的作品——这二者都是打着揭开时尚业秘密的幌子贩卖关于时尚的虚无梦想——高那么一点，实在也是高得有限。但是，如果细心思考，就可以从这本书向外延伸，发现很多其他有意思并且可供思考的题目。

      Dana Thomas的书从奢侈品制造业在欧洲的诞生讲起，涉及了好几个大的领域：奢侈品的全球化和“民主化”、明星效应、皮包制造业、仿制品的问题以及新兴的奢侈品，等等。她所讲的Bernard Arnault收购Louis Vuitton、Givenchy、Dior等品牌的过程就是一次资本驱动下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能代表着LV的精湛工艺和原创性的Vuitton家族已经和LV这个牌子没有任何关系，然而这些已然进入流水线大批量生产的产品——早已丧失了它们原本具有的资产阶级奢侈品的一切特性诸如原创、质优、量少等（书的封面上印在快餐盒上的Prada字样就在暗示这一点）——却仍然在接连不断的广告战和全球统一的标准化营销策略中披着“奢侈品”的外衣并赚取着高昂的利润（据披露，LV的箱包产品的基本售价是成本价的13-15倍）。另外，作者提到的奢侈品的“民主化”其实跟民主一点关系都没有，而只是资本家为了占领中产阶级消费市场而发明出来的好听的名词而已。Dana Thomas详细讲述了夏威夷和拉斯维加斯是如何成为日本游客和美国本土游客集中购买奢侈品的消费场所的，这一切都是利益的驱动。

     这本书挺有意思的，讲述了大量细节，但是我这里毕竟不是什么时尚博客，那些细节本身也并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这些内容引发的其他一些问题。比如，作者提到，奢侈品牌中的一些追根溯源可以追到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欧洲，她没有深究，而其实那个时间段正是贵族制走向没落而资产阶级作为社会的进步力量冉冉升起的历史时段。有意思的是，这些老牌的奢侈品最初是以做工精良、设计独特而为王公大臣们甚至皇室专用的，而我认为正是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交接的时间点上，奢侈品作为一个行业诞生了，成为资产阶级建立自己身份的标志之一（区别于无缘于“奢侈品”的无产阶级），也是资产阶级向那个让他们在心里暗暗羡慕过却又必须被他们跨越的贵族阶层的一种敬礼——因为他们终于可以享用贵族们曾经享用过的高级货了。到了二十世纪，尤其是七十年代以来，在全球化浪潮和利益的驱动下（据说，在诞生之初，奢侈品工匠们的第一要务是保证产品的质量），一个个曾经独立的作坊们都组成了全球性的奢侈品集团，曾经的“悠久历史”也逐渐成了流光溢彩的广告中的一个虚幻的背景。在西方资产阶级将本阶级所享用的“奢侈品”推广给挣着辛苦钱的“中产阶级”（这个词在中文语境中具有欺骗性，我更喜欢劳动阶层这个词）、推广到全球的同时，购买和追逐这些产品的人们所接受的不仅仅是一个产品本身，还接受了一整套小到关于质量和传统、大到关于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简而言之，资产阶级所推行的是它的一套世界观，这套世界观在一种消费的愉悦感中被种植到被剥削阶级心中，无声无息。通过这种消费，被剥削阶级所获得的是一种虚无的内心满足感：我也享用了资产阶级所享用的东西。这种虚无的满足感被广告中的明星形象、旗舰店富丽堂皇的陈设和美丽矜持的服务员所强化了。这些东西植根于我们的潜意识，不被我们发觉。在我们的生活中，在目前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广大媒体和群众所称道所追求的那些、被我们所认为是“普遍真理的”那些，我不敢说全部，但至少大部分发源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我不得不说，这是资产阶级“伟大”的地方——把自己的世界观推广到全世界，尽管这是我所批判的“伟大”，但它也是广义的“伟大”之一种。

     限于篇幅和我的思考深度，我无法为上述观点举出太多例子，相信有同感的看官自然会心有戚戚。在这里我只举一个日本的例子。战后的日本在民族精神上被“阉割”了。在显而易见的方面，是军队的缺席以及美国驻军等等，但是最严重的方面其实是不易察觉的。针对男性，美国引进了毛片，“荼毒”了日本男人的心灵，毛片在日本很快发展成一个成熟的工业，大有超越美国之势，而同时，一部分日本女性则在毛片工业中遭受了心灵和身体的双重“荼毒”。很多人常常用生活压力大来解释日本的毛片工业，可我觉得这些因素都是一环扣一环的，根本无法分开。日本人为什么生活压力大、生活节奏快？除了发展经济、挣钱以外，被“阉割”的日本还能干什么？而作为一种类型片的毛片中的种种，不是正好暗示了日本作为一个被“阉割”的民族的民族精神的现状吗？对于女性，西方资本主义则采用了另外一种引诱方式——大牌奢侈品，用奢侈品腐蚀了日本女性的心灵。夏威夷和关岛的名品街、免税店最开始都是针对日本女游客而建立起来的购物“天堂”。数量众多的日本女孩会为了攒钱买一个名牌包而去做援助交际女郎，还有很多年轻人——也包括一定数量的男性——宁可住在鸽子笼一样的狭小空间里而把所有的钱用来买奢侈品，而且是买回来根本不使用，只是供在那里。这就是东京为什么能成为亚洲潮流发源地的真相！这里面没有太多创造力，有的只是日本人用血汗钱换回来的闪闪发光的奢侈品以及一场不愿意从中醒来的迷梦（因为醒来以后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没有鲁迅、没有军队、没有独立的经济）！Dana Thomas为奢侈品在日本的流行找的理由是二三十岁的单身女性寄生在父母家中、因而拥有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金钱。我认为她说的根本不是源头，因为现代的日本人是一个缺乏民族自信心的民族，所以他们喜欢奢侈品，而在奢侈品中最喜欢满身logo的LV。西方资本主义对日本人的“控制”真的是深入骨髓，深到大量日本人今天还在狂热地浑然不觉地投入其中（同理可推至韩国人）。在此如果我们给西方资产阶级点播一首歌的话，最合适的莫如张学友的《你好毒》。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这个过程在中国也在快速进行着，从大大小小的街拍帖子中可窥见一斑。在为数众多的街拍照片中，时尚人士们不是在购物、就是走在去购物（或者进行其他消费）的途中，使得观看者很难想象他们生活中的其他事情——这一点本身在观众去分析被拍者身上的名牌之前已经揭示了街拍作为消费主义、商品拜物教的具体行为之一的性质。对奢侈品的追逐只是我想阐发问题的一个引子。我想指出的是，在劳动过程里被剥削过以后，劳动阶层在消费领域也仍然没有结束被剥削的社会位置。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认同了资产阶级的游戏规则——我们接受了他们的价值观（类似的游戏在美国还包括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制度等等）。我们玩着别人制定的游戏，能不输吗？从意识形态领域把资产阶级的影响清除出去，我们任重而道远。写下这些，与志同道合者共勉，并激励自己朝一个拥有真正精神自由的无产者的方向上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