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部作品进行评价是一件困难的事。这不仅仅由于它是一部由中国作者用英文写就的关于中国——确切说是关于中国的政治事件——然而在美国出版的小说。之所以用“中国作者”这样的词，是因为李翊云不但在中国出生和成长，也在那里完成了大学教育，直到1996年才离开，这使她和在海外成长起来的华裔作家有根本的不同。而1996这个时间坐标也清楚地对她在中国所生活的年代进行了断代，又把她和闽安琪，张戎等亲历过文革并“逃离”了社会主义中国，然后沉湎于对中国的“控诉”并以写作和演讲为生的人群区别开来。如果说像李翊云和哈金，裘小龙这样来自中国而在美国用英文写作的作家可以被同等看待，我相信也会有不同的声音。跟前两位相比，裘小龙更像一个流行文学的作者，读者去读他流畅而有悬念的故事就好了。李翊云和哈金的英文作品都毋庸置疑地是严肃文学，尽管它们分享着一些难以抹去的共性，两人的差异也还是存在着。

       说到这里我想起两年多以前在圣路易见过的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年轻华文女作家。在那个以海外华文文学为主题的座谈会上，当我被她的自大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盲目否定弄得很不舒服的时候，我向她提问她在写作过程中是否从鲁迅或者老舍等人那里领受过某些影响。而这位我此前从没听闻其名的作家居然很不屑地说她从来没有读过鲁迅，而且是有意为之，因为她要建立所谓“马华文学”自己的声音。这个回答除了她可怜的自尊心和脆弱的身份意识之外什么也说明不了，虽然没有再追问下去，我打心里看不起她。事实上我想指出的是，在这个话题下，谈论鲁迅等人对个人的影响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如果没有他们，我很怀疑这位女作家会不会说现代中文和用白话写作。李翊云的写作显然无法被归进这类所谓的 sino-phone literature，她从写作之初用的就是英文。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她的写作技能是到美国以后习得的。据我在网上读到的资料说，李翊云在来美国念生物学的研究生以前，不但没用中文写过任何文艺作品，甚至连英文阅读也只局限为报纸。让人吃惊的是，不论是她三年前出版的短篇集“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还是这部长篇，都充满简洁优美而又极其标准的书面英文。对其英文写作能力的惊异是第二个让我觉得对她难以评价的原因。李翊云的个案似乎证明了写作——至少某种类型的写作——是可以被教会的，可以算作是美国大大小小的作家班和写作班的一个果实。

       我认为这样一个本来离文学世界很远的人克服语言和技术的双重障碍开始写作的冲动应该是对生活的感悟和无法克制的表达欲，这样的东西应该能穿透纸背抵达读者。让人失望的是，在已经出版的两部书中，除了优雅的语言和无懈可击的完美故事结构这些可以通过反复的学习和锤炼获得的东西，我没有看到更多的闪光点。这不是说作者对人物心理的挖掘不够深入，其实在大多数篇章里，人物的心理活动都被描写得极其细腻，但是作为一个经验读者，我总认为还有遥远的尚未到达的地方。我不知道美国的作家班教写作的范本是什么，以我有限的阅读我只能想到海明威，麦卡勒斯和塞林格，而这几位作家都是于无声处有惊雷，恰好是李翊云的反面。或者说，李翊云的作品总让我联想起好莱坞的某些电影，那类电影的一大特色就是寓说教于娱乐，看完以后观众会觉得得到了某种道德说教或者人生哲理，但我不是美国人，我看完了这种电影就很郁闷，觉得所谓的道理说得很骑墙很别扭，让人看了一点也不舒服，本来的娱乐价值也变得索然无味了。读李翊云的作品有点像看这样一部电影，读者被领入主人公们的内心世界，或沉痛或悲悯一番，出来以后醒过味儿来，觉得也不过如此，甚至有点做作，尤其当作者笔下的世界与她自己的生活世界的距离显得过于遥远时。

       李翊云的短篇们我已经想不起来太多具体的东西，而且手边也没有书。正好刚看完“The Vagrants ”, 书还没还给图书馆。在读这本书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而标题“漂泊者”又容易让人想起流俗的diaspora一类的词汇，带有浓厚的政治暗示，并不讨我喜欢。果然，故事是关于文革的。一个叫顾珊的红卫兵小将在文革开始两年后对文革产生了疑问，表达在给自己男朋友的信中却遭到了男朋友的揭发。顾珊因而入狱十年，经过两次审判之后在1979年三月的春分这一天被执行枪决，枪决前其实已经被活体取肾，用于省城某高官的器官移植。这些只是小说的背景，小说虽然围绕这一事件展开，但从没直接描写过顾珊本人。故事开始的时候是顾珊被枪决的这一天的清晨。而小说的人物则是多多少少跟顾珊事件牵连在一起的一些普通人，这其中有顾珊的父母，捡破烂的老华夫妻，文革中被顾珊踢到怀孕的母亲而导致残疾的小姑娘妮妮一家人，同情顾珊的电台播音员凯及其作为市政府官员的婆家，游手好闲的志愿兵烈士后代陆八十，新近离开乡下到城里和父母团聚的小学生童，患有肺结核的知识青年家林，等等。小说的第一部分讲述顾珊被枪决的当天，第二部分是第二天，第三部分则是这一年的清明节到五一之间发生的事情。整个故事的结构让我想起一部在1999年曾经引起轰动的美国电影“Magnolia”，只不过电影只讲述了二十四小时之内的故事。在叙述从一个人物跳到另外一个人物时——尤其是第一部分的结束处——李翊云的语言像极了镜头语言，而叙事口吻则非常类似于电视剧“Desperate Housewives”中一出场就已经死去的叙事人Mary Ann Young。

         当顾珊被杀之后，以家林和凯为首的同情顾珊的人们组织起来在清明这一天到小城的广场上举行了一场倡议为其平反的活动。这一事件与北京“民主墙”的被利用和被镇压相重合，当“民主墙”终于被定义为反革命行为，参与为顾珊平反的人们也遭到了被逮捕甚至被枪决的下场。故事发生的东北小城叫Muddy River，我觉得这可能指的是漠河，但漠河似乎更应该是Desert River , 所以也有可能是作者自己捏造的一个地点。

       这个故事在阅读过程中给了我很多期待，可是读完以后，我感到我最初的期待有点高了。故事描写得有强大的真实感（但我其实很怀疑在1979年春天的中国某偏远小城还会发生由于为错杀的文革犯人平反而遭到逮捕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结局是打破我的阅读期待的事实之一）也很流畅，问题出在人物身上。他们不像是一从作家笔下诞生就有了独立个性的角色，反而像被灌注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而显得过于“理想化”的木偶。比如说，顾珊的父亲顾老师为什么恰好就是一个常常思考人生哲学的知识分子，而她的母亲为什么又正好是一个参加过扫盲班的旧社会地主的小妾呢？一直想窥探女人身体奥秘的陆八十为什么最后就阴差阳错以猥亵幼女罪而入狱？类似的例子很多，总之，每个人物好像一出场就背负着作家给赋予好的“政治任务”，而整本小说都是作家脑海中的一场盛大演出。作家对人物的操纵无可厚非，我的不满集中于人物的过于完美和故事的过于流畅。在这个故事内部，有一个精致的可以自圆其说的结构，或者说逻辑，可是当我们把它放在更广阔的历史中去看待，就会觉得这个由所谓的普通人构成的故事还是太圆滑了（这个评价也适用于李翊云的短篇小说）。每个角色的结局都滑向某种不明的心理期待，走到了他们“应该去的位置”。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心理期待是西方读者的，是一种stereotype，比如被我一再诟病的平反事件的大结局。除了身不由己被卷入顾珊事件的老华夫妇——他们后来又离开了小城继续过流浪的生活了——我看不出来还有哪个人物可以被称为“漂泊者”，因此我不知道——或者说懒得去知道——作者想用这样的标题暗示什么。

       李翊云没有选择北京，上海，成都，武汉，甚至广州这样的有代表性的我们一谈论文革就会涉及的地点，却把故事设计在一个东北小城，这或许是她“藏拙”的一种妥协，毕竟我们这样的读者也很难知道在小城镇里究竟能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李翊云在写作之初是否做过访谈之类的准备工作，从李翊云的年龄来看，她不可能亲历过文革，我觉得那个小学生童倒是跟1979年的作者年龄相仿，但是那个农村男孩儿的视角不可能是作者的。那她为什么要把第一部长篇作品投入到一件不熟悉的事情中去呢？我从来不反感关于文革的作品，相反，我似乎看过太多；我也没有特别不喜欢海外中国作家的跟政治相关的虚构作品，比如哈金的“The Crazed”，还是很值得一读。但是在李翊云这部小说的具体语境中，通过我上面的分析，我不得不怀疑她所选择的题材是一种迎合。这样的作品在西方一直有一个尴尬的处境，它作为用英文写就的关于中国政治事件的作品，一方面能满足西方读者的阅读和心理需要，另一方面，它真正的读者——能和作家发生共鸣的读者——却应该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在这里，作品和它的对象之间发生了错位。这种错位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作者和她的写作源泉之间的断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有趣而危险的现象：在李翊云的写作中，她不但在从她的中国经验中汲取养分，也同时制造着越来越不可弥合的断裂。

       在结束这篇文章之前，我想补充指出的是，没有了Chineseness，李翊云的这种写作就会完全失效。而这种非常marketable的中国性放在中国就会变成什么也不是。我想李翊云本人应该也清楚这一点，要不然她为什么拒绝自己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呢？

11．无色：王小波

12．黄色：鬼子，毕飞宇

我在两年多前一个昏昏欲睡的中午被《上午打瞌睡的女孩》敲醒了。它的作者是鬼子。一年以后我又读到了《被雨淋湿的河》，再一次被强烈地震撼。这个外貌酷似流行歌手阿杜的作家一定经历了不少苦难，才能始终把关注点放在最普通的下层百姓身上。我的老师曾告诉我，苦难往往有两种结果，其一是使人变得冷酷，其二是使人变得善良。鬼子显然是第二种结果的受益者。此外，他的小说带有受拉美作家影响的印记，阅读时能够感受到里面的超现实因素，我甚至在《被雨淋湿的河》中捕捉到了胡安·鲁尔弗的影子。鬼子虽有些超现实但是决不脱离现实。这两部作品已经足以证明，鬼子是一个出色的作家。

毕飞宇的优秀已被读者广泛认可，无须我赘述。《青衣》和《玉米》绝对都是当年的年度最佳小说，人物刻画的力度和对人性的挖掘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和鬼子一样，年已不惑的毕飞宇也顶着一个“青年作家”的头衔，这恐怕也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吧。不管怎样，作为一个读者，我对这两位很有潜力的作家寄予厚望。

    管窥了一番之后，我想说中国从来都不缺写农村题材的能手，但城市题材这一块的成就则少得可怜。翻开文学刊物，总是关于农村的故事占据大部分江山。这当然和这些作家的出身有关。于是我把希望寄托在受到比较完善教育的新一代作家们身上，期待着在大城市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写出优秀的城市题材作品，然而这些人里面到目前为止名声最响的竟然是卫慧，我也只好扼腕叹息，感叹文学命运多舛。眼看着徐星消失，刘索拉去国，张抗抗“情爱”，王小波早逝，余华失语，刘震云“影视”……我还能说什么呢？

2001，2004，全文完

P.S. 尽管我现在对王小波成就的看法有所保留，但他仍然应是一个独特而有充沛想象力的当代优秀作家。读他的作品时我深切感受到他是一个渴望飞翔和精神自由的人。我也是。

我用颜色给他们命名（六）

9．灰色：刘震云

我万分确信《官场》、《官人》、《单位》和《一地鸡毛》都来自刘震云的现实生活，而且是带点灰色的生活，和北京灰溜溜的天空很衬。能把机关单位小职员刻划得入木三分，刘震云不愧是一个好作家，作为他的老乡加校友，我也感到很自豪。到了《故乡面和花朵》我就搞不懂了，首先我不懂这个标题是什么意思，其次，两百万字的篇幅也太浪费我国的纸张和众多文艺青年的宝贵时间了。那阵子出版社还不怎么精明，这本书的起印数高得吓人，到最后也只能沦落到降价书市的书摊上去蹲着。那期间评这本书的书评也都写得稀里糊涂不知所云，估计那些评论家也不耐烦仔细看这个超长篇。把作品写长并不意味着立意标高，写短才是时代的要求，而不意味着降低标准。举个例子，现在没有人会写十九世纪俄国长篇小说那样的作品，自《战争与和平》之后，史诗的时代就结束了。如果非要和所处的时代去斗争，只能遭遇《故乡面》的命运。

10．马赛克色：王朔

我用颜色给他们命名（五）

7．蓝色：张承志

张承志是唯一一个坚持把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大旗扛下来的作家，所以他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几年前一个叫余杰的愤青撰文批评张承志，说他在《心灵史》里鼓吹一个“血脖子教”很可笑。时间已经证明，可笑的是余杰而不是张承志。《黑骏马》和《金牧场》中贯穿着的自省和那种清醒的激情在同期的知青小说中很惹人注目。不同于阿城和史铁生的内敛，张承志用酣畅的笔墨抒写他的理想情怀。《心灵史》是张承志寻找心灵归宿的精神轨迹，“哲合忍耶”也决不像余杰说得那么浅薄。出版于1999年的《以笔为旗》里仍然充满对现时代的隐忧、对下层百姓的理解之同情以及对理想的执着。现在，除了散见于《收获》杂志的一些随笔，我们已经很难看见张承志的作品了。我相信他正在但丁曾经走过的路上苦苦求索。他的影子很孤独，但高大。

  我用颜色给他们命名（四）

6．紫色：张洁、王安忆、梁晓声

其实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除了我不喜欢他们这一点以外，而紫色又是我最无法忍受的颜色，所以把他们归在这里。

我从来没有买过张洁的书，那篇《爱，是不能忘记的》我是在三联书店里坐着一遍又一遍地看过的，看的时候还流了眼泪。刚走出书店我就忍不住责备自己太矫情，在张洁的笔下，那些不自然的造作的东西被最大限度地歌颂了。后来了解了文学史，知道了这部作品的位置，而且它毕竟产生在特定的年代，局限性是在所难免的，但我还是忍不住对这篇小说进行腹诽。后来再看《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发现凭我的智力还就是不能理解张洁。你写母爱就写母爱呗，何苦写得这么细碎呢？你再爱你的母亲，也不能逼迫读者跟你一起去经历你侍奉你母亲的全程啊！这就又是我的一家之言了，我觉得尽管强烈的感情应该一次痛快地倾泻出来，但是倾泻也应该有限度。再后来就是九九年的《无字》。我先在《中华读书报》上看到了徐坤的评论文章才去找来读的。那篇文章最后那触目惊心的“心甘情愿”四个字我还记得，而《无字》里写过什么我却已经没印象了，况且我只是开了个头，根本没能够读下去。我估计张洁是到老来也想学学先锋的写法，写得莫名其妙。

高中的时候读王安忆的“三恋”系列，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女作家怎么这么缺乏水分？用北京话说这叫“柴”。“三恋”中只有《小城之恋》还可以，惊心动魄地记叙了一对男女在情欲中的洗礼过程。《荒山之恋》则是在拙劣地模仿张爱玲，那句一会儿插来一次的“二胡哭似地唱”看得我直恶心，整个场景极其不真实。似乎整个评论界都在赞扬王安忆，于是我有点怀疑自己是看走了眼，找来她的《伤心太平洋》、《香港的情与爱》、《我爱比尔》等几乎所有我能找到的她的作品来阅读，还是没发现她哪里好，仅仅值得夸耀的就是她很用功，每年都有新作问世。《长恨歌》还是在它得了茅盾文学奖以后我才去看的，因为我想知道评委们是否又犯了低级错误。然后我发现王安忆写这本书确实花了不少心思，大概光是查老上海的资料就查了不少，语言也比以前有了些进步，更精致了。可我还是无法接受，因为她依然在模仿张爱玲，只是这回的模仿巧了许多。不过整部书从头到尾笔力都一样，未免无味了些。我窃以为，那些大段大段的张氏句式适合铺排出一个中篇，而不是现在这样的长篇。况且张爱玲的上海是她自己的上海，作为进驻上海的解放军文艺干部的子女，王安忆看到的绝不是张爱玲笔下的那种市民人生，她应该写出自己眼中的上海，而不是借着别人的目光来“雾里看花”。2003年第5期《收获》上她的长篇《桃之夭夭》倒是没有了模仿张爱玲的痕迹，后半部分也很出彩，前半部分却不免让我觉得她对笔下的人物不够尊重。事实上，我觉得王安忆的最大优点是，她一直在写。

提到梁晓声，我能够说出很多很多。这很多很多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只要在一本书的封面上看到梁晓声三字，不用翻开我就能断定这是一堆垃圾。这只是就现在而言的，早期的梁晓声曾经深深打动过我。比如《今夜有暴风雪》、《人间烟火》和《哦，松花江之波》甚至《冉之父》。《浮躁》也让我在小时候思考过人性。当然，这样的文字现在是绝对不会让我像当年那样动容的。真正对他产生厌恶之心是从九七年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开始的，读完以后我跟我的同学说：“这个人思维已经开始混乱了。”他也大约是从那时起开始混淆自己的角色，动不动就以社会上的道德卫士的身份出来说话，甚至他的书名也暗示了他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高度看齐。还有他那一年一本的《’9X随想》，随着时间踏入21世纪，随想也没了，不知是出版社们也开始受不了他了还是他随想不出来了，唯一有印象的是他对中学语文教育发过言。谢天谢地，现在他已经不怎么跳出来扰乱视听了！

补充：

王安忆绝对是现在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了，没有“女”字打头。可惜她最近两年的作品我都没有看过。

我用颜色给他们命名(一)

　　1． 黑色：贾平凹、陈忠实

说他们是中国当代文坛的泰斗恐怕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可我不喜欢这二位，极其不喜欢。前者的作品我只读过一本《油月亮》和半本《高老庄》，其他的嘛，为了不浪费自己的青春，就都没看过。他那部非常有名的以“此处删去××字”而著称的《废都》在90年代中期很是风行，据说很多中学生用它来进行性启蒙，于是我很担心这些中学生读了它之后的心理健康状况。后者的《白鹿原》我读了一页，被满篇粗俗的性描写给吓坏了，当时我想，这个人肯定和贾平凹一样没有接受过正常而且正当的教育，所以才会这样。《白鹿原》之后我不知道陈忠实还写过什么叫得响的作品，但我确切地知道他当上陕西作协的主席已经很多年了，不知他是否藏着什么宝贝来镇住这个位置。我对这两位陕西人的流行感到非常困惑，用黑来形容他们真是再合适不过了，那种语言里渗透的黑色真让人受不了。

　　2． 红色：张贤亮

他的小说我上高中的时候曾经很喜欢，无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还是《土牢情话》，甚至那篇无限纯情的《初吻》。我刚入大学投考戏剧社编剧一职时，情急之下就借用了《初吻》的情节，那个中文系的女考官居然没听出来，还直夸我有创意。最初喜欢他是因为他对被压抑的情欲的描写让我战栗，而人性在他的笔下又显得那样美好。很多个中午，我傻乎乎地被他感动得躲在被子里偷偷掉眼泪，觉得张贤亮是真正的“又红又专”。后来我实在是受不了他动不动就把马克思搬出来说话，本来挺好的现实小说，平白插上这么一腿，味道变了不少。再后来我花了15大洋买来《习惯死亡》，看了之后大倒胃口，红色的张贤亮也没能把性升华成真正的性，反而让我怀疑他性心理变态。近年来他转而经商，大概还是资本家的出身在作怪吧。

　　3． 绿色：池莉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她好了，为什么她的小说的结尾总是显得那样匆忙和潦草呢？很多我期待当中该有的精彩之笔都没有出来，虽然她的作品那样地受欢迎，而且近两三年来越发如此。喜欢她早期的一篇《绿水长流》，至纯至美，“只要你要，只要我有”的誓言我至今记得。《来来往往》也不错，但是我读过以后发现她其实什么也没说。后面的《小姐你早》简直就是在玩文字游戏，对当代女性反抗行为的描述其实还是很好的，不过，文字把握上的过于纯熟也导致了作品内容上的苍白。最后一次读她的作品是2001年首期《收获》杂志上她的中篇《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还是那个老毛病，让人看开头的时候有很多期待，到结尾又是草草结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我对她的阅读终止之前，她没有写过长篇（发表后又经扩写成书的《来来往往》除外），大概也是这个毛病在作怪。不管怎样，她当初的小说在阅读的时候给人比较明朗的感觉，故命名为绿色。现在池莉早已忘了她当初的文学理想，被市场的滚滚大潮裹挟着，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叫喊”和“高潮”，不可逆转地直奔“故事会”的水平去了。

2001,2004